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平均为GDP的2-3%，外债仅占10%，外汇储备为40%，外力对经济的影响很小。
拿游泳做比方，作为人类，比较常见的游泳是大家在泳池里游来游去，泳池里有新水注入，边上有旧水溢出，水面基本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高度，让你可以比较安全地游来游去。这也就不提券商、基金公司那些最终选择裸身下海的弟兄们了。
中国股票市场在定价方面是完全无能的，这毫不奇怪，但不是孤例。用一句话说完了卖出，咱们再来说这个买入。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对资金定价上也是完全无能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关注点。非要在A股进行高峰体验的同学，其获利的法门在于抓住稍纵即逝的价格相对合理安全期进行买入，并在达到自己的交易目标后全身而退。
股权分置改革不但动了起来，而且居然还完成了。当外部环境一天天坏下去时，我们的手们可能会悲观，这时市场就会估计手们会悲观放水而使市场好起来。上海自贸区大概也就是半年的领先时间，如果FT账户不能迅速形成功能突破和足够量级的应用，其他如NRA，新型国际贸易账户都可能取而代之。
然后（抑或同步）打开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进行双向投资，全球配置资源，参与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资本项目渐进式可兑换试验仍然是重中之重。那么，希望这一次——Dont hold shanghai back。就笔者看来，上海的定位应该是伦敦（货币市场中心）、纽约（资本市场中心）、芝加哥（衍生品市场中心）、新加坡（财富管理中心）四合一。
这个过程中上海可以做些什么呢？目前贸易人民币输出是主流，但仅由于交易需求持有一种货币的动力始终有限，就必须提供投资渠道，构造通畅的回流通道，打通资金循环的任督二脉。所以上海要在下一轮发展中引领时代潮流的话，就一定得在全球化4.0版本中扮演核心节点城市的角色，特别是必须抢占全球化4.0的金融制高点，因为伦敦是英国和英镑主导的全球化2.0、纽约是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的金融制高点。
它们选择的币种可以是可兑换货币，也可以是人民币。其实账户名称真无所谓，核心是一个（市场化）监管能力的实现问题，谁先成功，谁就赢得未来，而其他竞争方案就会被架空甚至放弃。自贸区金改下一站 历史性的机遇正在来临。这些努力会使得人民币基本上达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者是作为一种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
我们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因此，在新常态下，正确的态度应是，在世界上没有普遍采用其他替代指标之前，在中央没有统一部署之前，要继续坚持把GDP作为政府工作重要的预期性综合经济指标，并配合以就业、物价、进出口、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以更全面、更科学地衡量发展态势和成果，并为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奠定基础。又如，治理环境污染，可以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二要依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双中高。
通过结构性调控，或定向宽松或定向收紧，有扶有控、有保有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从现在的转向到最终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其间会遇到风险、经历阵痛，对此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和充分的应对准备。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不关心GDP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心中无数，那就会出大的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黄守宏：在这一问题上，要防止片面化、绝对化、极端化。
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如何把握新常态的宏观政策取向？如何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国内发展新问题新挑战持续显现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也都出现了阶段性特征。扩大对外投资，就要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同一层面进行竞争，这就倒逼我国企业提高素质和竞争力，进而通过传导带动国内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针对这些缺陷，近些年来国际有关机构、很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具先进性、可行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综合指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与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目标？ 黄守宏：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与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目标。
一要依靠扩大内需推动双中高。同时，注重预期调控，增加透明度，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政府调控方向。
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积极作为。在新常态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对于实现双中高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记者：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是发展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可以从多方面促进实现双中高。
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记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总有声音在喊要刺激。进入专题： 新常态 宏观政策 改革 开放 。我们注意到，现在一些地方以淡化、弱化GDP为荣，个别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长的预期指标。即通过总量性调控，使经济在合理区间箱体运行，避免大起大落。
针对目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要着力加强第一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加快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推动我国产业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中央强调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是为了纠正过去的偏向，但不意味着不要GDP指标。
这就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的、总量性的区间调控与结构性的定向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框架。在世界经济可能长期放缓的形势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我们要实现双中高，最大的潜力在内需。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打破了传统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我们过去存在着GDP崇拜，用它来代表一切，使其承受不可承受之重，才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
作为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的综合衡量指数，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确实有诸多缺陷，比如，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新常态下需要培育新动力、新优势，但要看到其发展壮大并成为主导因素需要时日，旧力量与原有优势相当时间内仍将发挥作用，必须加以利用，使之与新动力、新优势双轮驱动，否则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断崖式下降。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重预调、微调和精准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区别情况、分类施策，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
比如，要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可催生培育一批产业。要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要扩大出口，那就得按国际质量标准、发达国家质量标准来生产，就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不仅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整体水平。
GDP仍被世界组织和各国官方普遍认可、广泛采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同时，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扩大开放可以倒逼深层次改革。通过挖掘内需潜力，既能促进增长，也能推进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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